央企地产商5年沉浮录：高管大换防重回增长赛道

　　在徐枫看来，人事变化要看变化的层级和效应，企业本身应拥抱变化。人事动荡不一定影响战略，但会影响执行。

　　她认为，“央企过去5年在规模上的保守，与人事动荡有一定关系，但更深层的是制度因素。”

　　黄立冲亦指出，过去的2013-2017年是中国金融加杠杆的五年。这种环境下，房产价格不断升高，民营房地产公司比较激进大胆，加上P2P各种金融产品，比央企、国企更有冲劲。“国企受制于责任制、激励机制，是不敢在这种环境下加杠杆的。”

　　而且，这段时间的融资成本客观来说是比较高的。按照国企的机制，也不可能通过高成本融资来做高风险的扩张。因为扩张成功了，个人未必有什么好处；扩张失败了有很大的压力，要承担责任。因此，国企的特征导致市场在加杠杆时，它是比较保守的。

　　一位从央企跳槽至民企的开发商高管深有感触。他曾在十年前建议前东家、一家央企地产公司在广州珠江新城大幅拿地，但被否决；之后他辗转三家民企，带领其中一家公司利用过去三年的环境，冲进了千亿俱乐部。

　　另一位央企内部人士也向记者表示，这几年市场中出现了很多收购机会，但央企不敢像民企那样高溢价去拿，否则可能导致“利益输送”、“国有资产流失”的诘问。

　　此外，像恒大、碧桂园、阳光城等民企，以及万科、金地等过去几年都推出了高股权激励、跟投、合伙人制度，大大促进了规模的增长。而央企普遍缺乏类似激励机制。一位央企地产掌门人曾在股东大会上表示，央企管理人员的薪酬太低。

　　以近年尝试推出股权激励的保利、招商为例，相比民营房企的激励微乎其微。

　　“跟投、合伙人制度，难免有所谓的利益冲突问题、少数股东侵占权益问题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，这种制度也是有瑕疵的，在市场下滑时，会引发风险。”深圳一家房企董事长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。

　　“央企、国企很难有这类机制，因为很容易被其他没有得到利益的人说闲话。”黄立冲认为。

　　不过，他们亦指出，央企的保守于防范风险有利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战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。